27年李大钊绞刑架上就义为何施刑时间达40分钟？24年后真相揭开

不知是谁先开了口，整条街瞬间就被此起彼伏的口号声点燃，革命情绪感染到了在场所有的围观群众。

以“长子”身份为李大钊扶柩的李振华，更是全程高唱《国际歌》，在各大中学青年学生，以及教育界人士的陪伴下，将反动派 的罪行一件件公开。

眼看围观群众越来越多，反动派政府迅速派警力出动，一边阻挡送葬队伍继续前进，一边打压发放革命传单的志士。

望着被军队打散的送葬队伍，一位摄影工作者在混乱中拿起相机，拍下了这幅人神共愤的画面。

原来，在和平解放北平后，一部分保卫干部曾进驻北平，负责接管北平公安局。

望着面前那个木质底座，通身都刷着黑漆的绞刑架，保卫干部试着摇动了摇动，发现前者仍旧稳稳当当地立在那里——如果没有被使用过，绞刑架根本不会被组装的如此牢固。

眼看事情已经无法隐瞒，被留用的警察才无奈开口，表示那正是绞杀李大钊同志的工具。

在这期间，保卫干部们还曾试图问出李大钊同志牺牲时的具体情况，但害怕被追责的警察，早已将嘴闭得紧紧的，绝口否认自己参与过这场杀戮。

有关绞刑架的有关事宜，已经得到了组织的高度重视，相信很快就会有人下来彻查李大钊同志遇害一事。

果不其然，1951年6月，一封绝密，就摆在了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办公桌上。

就这样，曾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、亲手将李大钊送入监牢的罪魁祸首，落入了人民的审判网中。

1951年6月20日，在接受狱中传唤的吴郁文，将自己参与策划、实施李大钊等人的经过详细供述，知无不言。

消息传出后，全国人民为此震怒。借此机会，北京公安对外喊话，希望参与杀害李大钊烈士一案的元凶能自觉投案，争取减刑。

几天后，北京市公安局便迎来一位特殊的“客人”——原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蒲志中。

蒲志中表示，当年由于自己一时思想错误，他曾参与过杀害李大钊一案，一直都自感罪孽深重。

紧接着，蒲志中将当年的经过重新讲述了一遍。他的供词，让一旁的调查人员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人的信息。

原来，在李大钊同志入狱后，奉命审判他的法官王振南，同样对其进行了迫害行为。

在抓捕王振南的过程中，另外两队调查人员先后传来消息：已将李大钊一案的主要元凶陈兴亚、雷恒成捉拿归案。

早在1950年，全国反革命运动刚刚开始时，上海警方就接到群众匿名举报，称曾任京师警察总监的陈兴亚，也参与过杀害李大钊一案。

只不过，因为交通不便，陈兴亚被捕的消息，1951年才被传送到北京市公安局。

在举报信中，民众还透露，雷恒成除去在狱中对李大钊同志万般折磨之外，在李大钊同志牺牲后，还私藏了前者的配枪。

审讯过程中，雷恒成不仅承认自己曾在狱中对李大钊同志使用过酷刑，更是详细供述了王振南知法犯法的相关事实。

与之前几位元凶不同，面对警察的审问，王振南据不认罪，反而反咬一口，诬陷警方错抓好人。

“还在抵赖，1927年的一份授奖文书里，早就将你们的犯罪事实写得清清楚楚！”

直到这时，王振南才意识到再无回天之力，将当初的真相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出来…

隐藏在血案后的线年的那场惨案，我们也都是奉命行事，背后的主使另有其人。”

面对警方的盘问，王振南平静地表示，虽然他们是杀害李大钊同志的主要元凶，但背后的操控者，其实是当时的奉系军阀——张作霖。

作为由绿林起家的一大军阀，一路高歌当上东北王的张作霖，野心日益膨胀，将利益的触手伸向国际。

为了能最大程度搜刮利益，张作霖将自己的奉系军阀培养成了无恶不作、恒霸北方的强悍军队。

1924年，孙中山提出“联俄联共”口号，呼吁国民军与苏联、合作，一起讨伐军阀，奏响了北伐战争的前奏曲。

在这一联手过程中，作为与苏联交好的革命领袖，李大钊就曾为双方合作贡献了不少力量，可以说是促成苏联加盟北伐军队的直接原因。

在他的游说下，苏联方为国民军提供作战指导、军用武器若干，极大地提高了北伐军队的作战能力。

也正是因此，1926年，从广东起兵的北伐队伍，接连攻克吴佩孚、孙传芳这两大军阀派系，影响力日益扩大。

1926年5月，张作霖联合直、鲁军阀，组成“讨赤联军”，与北上的北伐军队展开激烈交战。

由于准备充分、占尽地理优势，一路凯歌的北伐队伍在“讨赤联军”处遭遇了开战以来的最大反击力度，历经4个月鏖战仍久攻不下，劣势渐渐显露。

危难之际，李大钊再一次挺身而出，三次发文电请远在苏联的冯玉祥将军，希望对方能回国加盟北伐抗战，并亲自为其制定作战攻略。

1926年9月17日，冯玉祥将军在五原誓师，宣布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，参与北伐战争。

如此强敌的介入，让张作霖方元气大伤。自此，奉系军阀张作霖对李大钊的不满之意愈发浓烈。

1925年，五卅运动爆发，秉承帝国主义旨意，张作霖在上海、南京、天津、青岛等地继续残害进步团体，开展着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军阀运动。

面对无辜的牺牲与鲜血，李大钊又一次挺身而出，一边率队高喊“推翻帝国主义的奴才奉系军阀”口号，一边积极制定反奉计划，与张作霖展开漫长的拉锯战。

1926年1月23日，李大钊更是不畏牺牲，在混乱中出席“北京国民反日大会” ，号召民众站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，影响广泛。

在他的慷慨陈词下，国内各地抗战情绪浓烈，直接引爆北京、上海、南京等地的反帝反奉群众活动。

终于，在听闻手下强将郭松龄之前也被李大钊说动，加入倒戈反奉阵营后，张作霖杀意再也无法抑制，

王振南的叙述，再一次将调查人员拉回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而接下来的一句话，更是让他们无比愤怒。

1927年4月，北洋政府前任教育总长章士钊的一番话，拉开了奉系军队与民意之间的舆论战。

一个月以前，在张作霖疯狂的下，数十名革命志士不幸遇难，负责与大后方联络的李渤海也相继被捕。

要知道，作为李大钊的得意门生，李渤海不可能不知道李大钊如今身在何处，只要从他嘴中拷打出李大钊的下落，张作霖的行动就成功了大半。

不料，还没等张作霖展开拷打，贪生怕死的李渤海就率先开口，希望能用李大钊的下落来换自己一条生路。

面对这一突然惊喜，向来谨慎的张作霖并没有直接行动，而是先冒充李大钊好友，给苏联大使馆送了一封信。

但张作霖不知道的是，行动前夜的一次宴会，他的作战计划被部下泄露，传到了人那里。

很快，李大钊便得知了这一消息。但经过分析，他认为张作霖强闯的可能性不大，贸然撤退反而会打草惊蛇。

就这样，为了保护更多的革命同志，李大钊还是选择了按兵不动，仅偷偷撤出了部分同志。

1927年4月6日，一声枪响过后，张作霖率队强闯苏联大使馆，打死打伤数名革命志士，给设在这里的国共两党北方区委机关造成了沉重打击。

而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女，李大钊自己却光明正大坐在了椅子上，等待敌人将自己抓捕。

在一开始的协商中，由于害怕中国再走苏联强大之路，列强们是同意张作霖进入东交民巷抓人的；

但随着舆论的不断激化，列强们又纷纷以“在华特权难保”为由向张作霖表示不满，逼迫其放人。

更何况，已在狱中的李大钊，在我党秘密问题上，一直保持着“无可奉告”的坚决态度。

一开始，张作霖料定了李大钊不会松口，特意准备了一些严刑手段，试图“名正言顺”的折磨前者。

但让他意外的是，整个审讯过程中，李大钊都极为配合，这让他根本找不到乱用私刑的借口。

无奈之下，张作霖只得“软攻”，让李大钊的老乡，也就是自己的参谋长杨宇霆来劝降，试图用高官厚禄来翘出有用信息。

“大丈夫生于世间，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，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，做的帮凶和奴才！ ”

面对曾经的老乡，李大钊没有留出丝毫的情面，不仅严词拒绝了对方劝降的要求，还对杨宇霆破口大骂，让张作霖倍感脸上无光。

不仅如此，除去在李大钊这里频频受挫之外，社会各界的重重舆论也将张作霖压得抬不起头来。

1927年4月9日，北京国立九校委派代表拜访张作霖，要求张作霖释放李大钊妻女，并将李大钊“交法庭依法审讯”；

北洋前高官、奉系军阀内部政治讨论会会长梁士诒，也示意张作霖将李大钊移交法庭处理，“以期昭示中外，以彰公允”。

4月23日，由张作霖一手打造的“特别军事法庭”成立，短短的5天时间，就出台了一份判决，仓促宣判包括李大钊在内的50余人死刑。

在听到即将被处死的判决后，他的脊梁仍旧挺直，不仅婉言谢绝了革命志士提出的营救计划，还抓紧了一切时间，争取多向狱友们传播革命观念。

1927年4月28日，在民众的反对声下，张作霖的军队将李大钊一行人拉至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，开始了最终的处决。

他的从容淡定，让一旁的敌人恨得牙痒，一个狱卒当即冲上前去，一拳将李大钊击倒在地。

但对于此时的李大钊，已经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充足准备。面对气急败坏的敌人，他也只是讽刺一笑，坚毅的神情分毫未变。

李大钊的淡然，惹怒了一旁的敌人。他们当即便向李大钊叫嚣，扬言让其尝到痛苦的滋味。

紧接着，一声令下后，行刑者按下绞刑架上的开关，站在绞刑架中央的李大钊，瞬间被悬空吊了起来。

可就在他即将咽气时，一旁的行刑者却突然将李大钊拖了下来，让饱受折磨的他呼吸到了新鲜空气。

望着气喘不已的李大钊，众人都有些不解，以为是敌人临时改了决定，不再处刑。

但是，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行刑者又再一次按动开关，将气喘不已的李大钊重新吊起…

但是，无论大家怎样抗议，行刑者依旧面无表情的重复着绞刑操作，革命志士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大钊受尽折磨，鲜活的生命渐渐枯萎下去。

终于，漫长的40分钟过去后，被重复吊起多次的李大钊，在无尽的痛苦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李大钊牺牲后，张作霖不仅率队驱逐为前者送葬的队伍，更是直接施加压力，迫使李大钊遗体停放寺庙内不得安眠，时间长达六年之久。

直到1933年4月，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奔走之下，李大钊的遗体才得以从寺中移走，迁入香山万安公墓墓地。

在其长女李星华的回忆录中表示，李大钊是因张作霖的暗中授意，才被刻意折磨，受绞刑四十分钟才就义；

而在行刑事件的亲历者那里，李大钊真正的受刑时间又变作二十分钟，来回的折磨也是因为行刑者不懂绞刑架这一“洋玩意”如何使用。

然而，无论是哪种就义方法，无论就义时间究竟是长是短，我们都要看到，在面对革命与死亡时，李大钊同志的坚定态度，与对我党事业的舍命维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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